编者按:今年是中国大运河列入《世界遗产名录》十一周年。这条纵贯华夏南北的“黄金水道”,深刻塑造了沿岸的经济格局与生活方式,其孕育出的文化与自然气候、水文环境密切相关。本期策划聚焦大运河沿线与经济生活相关的文化,带您领略这条“活态遗产”的多元气象,探寻这些“流淌的文化”何以生生不息。
天津杨柳青木版年画:版承天时 画载水韵
天津杨柳青木版年画作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其兴起、发展与运河漕运的繁荣、当地物产特性以及气象条件形成了精妙的共生关系,成为记录运河经济生活的鲜活标本。
杨柳青木版年画的兴起得益于京杭大运河带来的经济生态变革。明代永乐年间,随着天津三卫设立和漕运制度化,位于运河要冲的杨柳青迅速发展为“北方水陆码头”。鼎盛时期,这里“商贾云集,舳舻相接”,年货物吞吐量达数百万石。这种特殊的区位优势形成了三重驱动力:南北工匠随漕船在此交会,带来多元雕刻技艺;运河贸易积累的财富催生旺盛文化需求,据《天津杨柳青小志》载,清中期当地画坊逾百家,年产年画超千万张。与此同时,借助漕运之利,杜梨木等原材料可通过水路便捷获取,南方的纸张和水彩指日可达,年画销往全国,进一步推动了完整产业链的形成。以杨柳青为中心的“家家能点染,户户善丹青”的画乡风貌逐渐形成。
杨柳青木版年画的独特品质,与当地的气候条件密不可分。天津属于温带大陆性季风气候,年平均气温12℃—14℃、年降水量500毫米至600毫米,恰好与木版年画的核心材料杜梨木需要的生长环境相吻合。这种木质纹理细腻、硬度适中,在相对湿度60%左右的秋季采伐时含水率最佳,更易雕刻。而年画制作过程中的“点染”工序,则需要利用天津春季干燥多风的气候特点,加速颜料干燥,形成鲜明的色彩层次。
杨柳青年画题材反映了漕运的市井生活,多以仕女娃娃、吉祥图样为主,具有十分鲜明的市民文化特点和审美趣味。
当代杨柳青年画的生产仍延续着对自然规律的尊重。《中国木版年画集成·杨柳青卷》记载:“刻版需择晴日,设色当候阴时”“画坊冬月印制,启北窗以纳朔气,借内外寒温之差,可使色浆匀干。霍氏作坊尤擅此法,谓‘借天地之力’。”因此,画坊延续着“晴制版,阴调色”的传统,以保证颜料更好地渗透纸面,并在冬季集中印刷,使画面均匀干燥。(郭玲)
聊城运河号子:劳作中的音韵传唱
山东聊城段运河是漕运的重要河段,代表农耕文明的黄河文化与代表商业文明的运河文化在此交融,孕育出独特的地域文化。
聊城中国运河文化博物馆内的京杭大运河示意图 图/杨哲
运河号子随着运河兴盛而生。聊城运河号子大致分为运河硪号和运河船工号子。运河硪号主要用于挖河道、修堤坝和打地基等工程;船工号子则是船工们在运河上劳作时现场创作的号子。聊城的运河号子多达十几种,常用的有起锚号、冲号、撑篙号、打篷号、摇橹号、拉纤号等。
聊城四季分明,天气多变。劳动人民将对天气的敏锐感知巧妙融入号子中,使其成为记录天气变化的“活日记”“晴雨表”。又因聊城位于鲁西平原,运河水流较为平稳,船工号子的旋律便似潺潺流水般舒缓而悠长。
天气变化直接影响劳动人民的劳作节奏和心境。阴雨连绵时,夯硪号子是“风吹耶,雨打耶,放光明”的低沉吟唱,字字饱含对晴天的渴望;船工号子则迸发出“喂——来嗨!抓紧大绠使猛劲”的磅礴气势,让人仿佛见到船工们赤膊上阵,紧攥纤绳,齐心协力拽动船只的画面。《拉蓬号》中“紧靠鳖鱼好使风”“高手能使八面子风”体现了先民巧用自然风力的智慧。《拉纤歌》里“不怕流紧顶头风,临清州里装胶枣,顺水顺风杭州城”,重现了河运盛景下船工的坚韧拼搏与运河的通达四方。其中,临清州(现为聊城临清市)曾有“天下第一码头”“朝廷粮仓”的美誉。“南有苏杭,北有临张,过了济宁,便是东昌”中的“临”便是指临清。
《阳谷运河夯歌》非遗传承人林丙玉,这位见证历史、传承文化的老者,如今已年逾九旬。提起1959年位山枢纽黄河截流工程,他仍激动不已:“当时我即兴喊唱道‘黄河水,汹涌急,今天我们治服你’,众夯工随声应喊道‘咳洋行、咳洋行’。夯工的衣衫都很单薄,但却在冬日凛冽的天气里凝聚起了坚不可摧的力量,这号子就是我们的‘灵魂号令’。”在号子与天气的交响中,夯工们创造了奇迹:一道长366米、宽58米的大坝,在短短14个昼夜的奋战后胜利合龙,为山东黄河防洪、防凌和工农业用水等问题提供了解决方案。 (朱年志,聊城大学运河学研究院副教授 王润旋 杨哲)(林吉成对本文有贡献)
扬州盐商文化:盐引千帆过 潮生万贾兴
江苏扬州因运河而兴,2500年的水道串起城市的繁华与沧桑,从鉴真东渡到乾隆“南巡”,从文峰塔航标到盐商传奇,这条“银链”不仅是地理脉络,更是刻入城市血脉的根与魂。
扬州盐商的崛起,与大运河的贯通以及国家盐政制度变革密切相关。自元代起,扬州便因其得天独厚的地理位置,成为两淮都转运使司的驻地。明清时期,随着盐引制的推行,扬州确立了全国食盐集散中心的地位。大运河淮扬段作为当时漕运的关键通道,为淮盐的运输提供了极大的便利。淮南盐场出产的食盐,经由串场河、通扬运河等支流汇集大运河,再分运至赣、鄂、湘等六省。凭借“以河兴盐”的模式,扬州盐商获得了垄断性的商业特权,并积累了巨额财富。在鼎盛之时,扬州盐商的资本甚至占据全国商业资本的半数以上,其影响力可见一斑。
扬州盐商文化还是一种多元文化形态的展现。在建筑艺术上,以个园、汪鲁门故居、卢绍绪盐商住宅为代表的盐商园林,巧妙融合了江南造园技艺与徽派建筑风格,通过叠石理水、四季假山等精妙设计,彰显了盐商的财富与品位。在饮食文化上,淮扬菜的精致化与盐商宴饮需求密不可分,那些讲究刀工火候的菜品,如“三头宴”、文思豆腐等,无不体现了盐商们“食不厌精”的消费美学。在艺术赞助方面,盐商们更是慷慨解囊,资助了“扬州八怪”等书画家,推动了“扬州画派”的兴起。
然而,扬州盐商的发展也时常面临气象条件的挑战。夏季的梅雨常常使运河水位暴涨,如康熙年间清口的“黄淮倒灌”就曾导致漕运中断,盐商们不得不捐资参与高家堰的修筑以保航道畅通;而冬季的干旱则导致河道淤塞,盐商们集资疏浚运河。此外,台风、暴雨等极端天气也时常威胁运输安全。清代《转漕日记》中就有记载,运河上“风势肆虐,波浪翻滚”,盐船常因风浪倾覆,损失惨重。为了应对这些挑战,盐商们与官府紧密合作,建立了救生体系,如明末清初的盐商闵象南就在金山、瓜洲设置了数艘救生红船来救援遇险船只。
如今,运用科技力量,围绕大运河文化带建设重大国家战略,扬州市气象部门建成运河城市精细化预报平台,推进大运河扬州段生态气象监测站网建设,发展卫星遥感监测评估业务,为大运河保护治理提供着高质量的气象服务保障。(张长灿)
运河上的荔枝“接力”
近日,小说《长安的荔枝》影视化,将观众的目光引向一千多年前荔枝跨越千山万水抵达长安的传奇旅程。剧中,长安“荔枝使”李善德为运送鲜荔枝绞尽脑汁。而在真实历史长卷中,纵贯南北的大运河,正是这场“保鲜接力”中不可或缺的生命线。
唐代,大运河已成为交通大动脉。杨贵妃所食荔枝究竟来自何地?学界众说纷纭,巴蜀(涪州)与岭南之说并存。清代江苏扬州仪征人阮元力主荔枝贡自岭南,在其《岭南荔枝词》中写道:“人道骊山驿骑长,漫疑不是岭南香。漕河自古通扶荔,此路难瞒张九章。”“漕河”即大运河,诗句点明其是岭南荔枝运送的重要通道。其子阮福进一步注释:“考唐时转运,由扬州入斗门,渡淮入汴,由汴入洛,由洛入渭,运入太仓。岭南贡荔,当亦如转漕之制,连株成实,轻舟快楫抵渭南后,摘实飞骑,一昼夜可至长安矣。”水运虽成本低、颠簸轻、对荔枝的损伤较小,但路线迂回,多次转运容易导致荔枝腐烂,且耗时更长。因此,故事中李善德选择了陆路为主、局部水路辅助的运输方式。
南宋迁都临安(今杭州),京杭大运河的重要性愈发凸显。此时,福建荔枝崭露头角,成为重要的贡品来源。其多通过海运抵达扬州等港口,再沿运河运至北方。运河成为沟通南北经济与文化的纽带。苏轼《减字木兰花·荔枝》中“闽溪珍献,过海云帆来似箭”,生动描绘了福建贡荔船队海上疾驰的场景。
明清时期,福建依旧是荔枝的主要贡地,荔枝品种日益繁多,水路运输仍是关键通道。雍正二年(1724年)四月初九,闽浙总督满保、福建巡抚黄国材上奏提到,福建人将小荔枝树种于桶中培育,所结果实味道不逊于大树。待四月荔枝刚开花结果,便将整树装船,经水路运往通州(大运河的北起点码头),六月初荔枝成熟时抵达京城,供皇帝品尝。不过,长途运输对荔枝品质的影响显而易见。清乾隆大臣沈初在《西清笔记》中记载,他曾获赐一颗在大运河运输途中成熟的荔枝,评价“其味逊在闽中远甚”。(闫辰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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